我这一生中，有幸在世界上近乎所有最好的球场里踢过球——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、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，甚至还有纽约的洋基体育场。但我最早踢球的地方，还是神圣的“鲁宾斯·阿鲁达球场”——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球场，而是巴鲁老家门前的一条土路。【为巴西队设计胜利海报，赢世界杯正品球衣足球】
我认为足球比其他任何运动项目都更能将人凝聚在一起，这一点在我们的街头足球中得到了印证。其他运动，如棒球、板球或美式橄榄球，都需要昂贵的器具或精心组织的球队；而对巴鲁这些贫穷、无组织的孩子来说，以上条件是遥不可及的。而足球，只需要一个球就行了。不论是1对1踢，还是11对11踢，获得的乐趣是一样的。在我们这个小区里，我几乎随时都能找到6或10个孩子一起踢球。【探秘孔卡两度效力之豪门，玩微视频竞答赢大奖】
我们的母亲就在近旁，她们能看护着我们避免出什么事。但在上世纪40年代，在这样的巴西小镇上，她们的担心根本没有必要——街上没有汽车，几乎没有暴力犯罪事件，并且，街坊四邻彼此都认识。所以，不论在什么时候，“鲁宾斯·阿鲁达球场”几乎总有球赛，除非裁判——我的母亲，把我们驱散。
在小伙伴们中间，我踢球的热情最高，所以往往由我负责把大家分成两队。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嗯，不谦虚地说，父亲对我的训练已经开花结果，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。我所在的一方常常会以12-3或20-6的成绩碾压对方，别的孩子，甚至那些比我大的孩子都不愿跟我做对手。所以，开始的时候，为了保持大家的兴趣，我就不按人数分队，比如说，这边3个人，那边7个人，我则在那个人少的队伍里。但是这样还是不行，所以我就在上半场担任守门员，尽量保持双方的比分均衡，下半场才开始攻击。而幼年时担任守门员的这个决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奇怪的影响，并让我获得了那个全世界闻名的绰号——贝利。
我的童年其实并不都是快乐的时光，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，我在7岁时就开始打零工了。舅舅豪尔赫借给我一点儿钱，我买了一套擦鞋工具——一个小盒子，几个鞋刷子，还有一条皮带用于挎着鞋盒走动。开始时，我给朋友们或家人擦鞋练习技术，熟练之后就到火车站给过往的旅客擦鞋。几年之后，我又去了一家鞋厂工作。还有一段时间里，我将街坊里一位叙利亚女人做的pastel—— 一种美味的油炸饺，常用碎牛肉、奶酪或棕榈芯做馅——送到小贩那里。他然后就去穿镇而过的3条铁路线中的一条近旁，把这些食物卖给旅客。
这些零工都挣不了多少钱，巴鲁是个穷地方，跟巴西其他地方一样。擦鞋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发现，这里有太多擦鞋匠，但是鞋太少了。不论挣多挣少，我总是把钱交给母亲，她就用那些钱给家人买食物。家里稍稍宽裕的时候，母亲就会给我几枚硬币，让我去看戏。
还有学校。我在学校里的表现跟在球场上比起来就差得远了。我对足球的热情把我变成了一个冥顽不灵、桀骜不驯的学生。有时候，我会从教室里走出来，在院子里盘带一个纸团玩。为了让我遵守纪律，老师们对我用尽了方法——让我跪在一堆干豆子上，或是将纸揉成一团塞到我嘴里不让我上课时说话，有一位老师甚至让我面壁站着，双臂伸展，就像里约的耶稣基督雕塑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惹了大麻烦：我爬到了老师的桌子底下看她的裙底……
时间长了，我对学校也厌倦了。可以做的事情有那么多，而我逃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当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在上世纪40年代末，巴西的学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上学，其中只有六分之一进了中学。话虽如此，这也不是个恰当的借口。很久之后，我为自己在校期间未能用心学习而后悔，为了弥补这一缺憾，我又付出了很多。
本文来源：网易体育
作者：Nam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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